新加坡抗疫之路优在何处？
新加坡采取了更柔和的政策，避免了早期出现大量人口死亡的情况，这是一个难得的成就。对中国而言，新加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
文丨赵剑飞
香港和新加坡，究竟哪一个疫情更糟？如果只看数据，似乎两地都在水深火热之中。
据新加坡卫生部通报，截至2月28日中午12时，新加坡当天新增确诊病例13544起。自从2月4日新增病例突破1万例以来，新加坡进入奥密克戎冲击波高峰期，每日新增病例稳步上升，2月22日最高达突破2万例，随后逐步回落，依然每日有超过1万例新增病例，累计病例有72万多起。
不过，新加坡是少数把抗原快速检测（ART）阳性也纳入病例统计的地方，由于很多人即使检测阳性也可能没有上报，专家估计新加坡的新增病例数据被远远低估。根据伊丽莎白诺维娜医院传染病顾问医生梁浩楠的看法，新加坡每日真实病例可能是公开数据的3-4倍以上，早已多达10万。
香港2月初时每天新增病例不过100多例，远远少过新加坡，到2月中旬后数据开始急剧上升，到25日每日新增首次突破1万例，之后病例爆炸式增长，28日新增高达34466例，累计新冠病例接近20万。
然而，从新闻媒体报道的社会情绪和身边感受来看，两地相差颇大。
新加坡虽然2月以后每天新增病例过万，但大部分时间每天死亡病例在个位数，病死率一直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据《新加坡眼》统计，1月6日至2月27日之间，新加坡的病死率为0.04%。即使放大周期，从2020年1月23日算起，至2022年2月27日，病死率也只有0.142%。
因此，即使是这一轮奥密克戎来势汹汹，新加坡人的工作生活依然照常，即使身边偶尔出现阳性病例也不会惊慌。上周五，公司一位同事出差美国刚回到新加坡，到办公室参加每月一度的生日会，与大家共享披萨，然后下午他自我检测发现是阳性。尽管如此，在办公室的同事们也只是把口罩戴得更严实一些而已，更在意的就是自我做一个ART检测。
事实上，这已不是身边第一例出现阳性的病例，也不是同事中的第一例病例。从其他几个朋友和同事的病例情况来看，几乎大家都是轻症患者，有些感冒症状，自我休息几天后基本就恢复正常，然后转为阴性。当然，这些病例有个相同之处，都是完全接种了疫苗。
相比之下，香港近日在疫情冲击下的应对显得更加吃力，一度菜价暴涨，甚至有媒体报道称医疗系统濒临崩溃。尤其是连续出现儿童患者死亡病例，令在香港的父母们更加紧张。2月15日，一位4岁男童死亡；21日，一位11个月的幼儿死亡；24日，一位9岁男童死亡。即使目前有内地医疗和检测力量的支持，香港的疫情形势要想短时间内得到控制并不容易。
由于新加坡和香港两地人口数量相差不是太大，又同为亚洲地区的金融中心，相似点颇多，自然这番疫情形势下，两地的应对差异也很容易引起人们对比。作为一个刚到新加坡还不到三个月的中国人，笔者当然还无法完全理解新加坡抗疫和防疫的成功之道。幸而最近新加坡刚刚出版了《In This Together: Singapore’s Covid-19 Story》一书，可以让人从中一窥究竟。
这本书是新加坡过去两年以来抗疫的记录和总结，作者团队来自《海峡时报》新冠报道小组。李显龙也为此书撰写了前言。虽然多少有些半官方色彩，但从这本300多页的厚重报道集中，依然可以看出新加坡抗疫和防疫策略从清零到与病毒共存的决策转变脉络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克服的挑战。
如果世界不得不与新冠病毒共存，那么清零的防疫政策调整只是时间早晚问题。从全球来看，英美和欧洲国家采取了“大爆炸”式开放，而新加坡采取了更加柔和的政策，避免了早期出现大量人口死亡的情况，这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成就。因此，对中国而言，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新加坡的抗疫和防疫经验对未来中国或许不无借鉴之处，这是我对这本书感兴趣的主要原因之一。
防疫路线图
新加坡对抗新冠疫情的策略大概经历了三大阶段。
在疫情初期，与大多数国家第一时间接触到病毒的应激反应一样，新加坡也把清零作为目标，采取强力社会管制措施。2020年3月，新冠病毒在新加坡外来劳工中形成社区传播，新加坡不得不在4月7日采取熔断（circuit breaker）措施，相当于实施封城，以实现清零（zero-Covid）。这次封锁一直到6月2日解禁。
此后一直到2021年5月，新加坡的抗疫进入某种相持阶段，政府通过一定分级的社会管制措施，将疫情控制在国民可承受范围之内，避免了出现类似欧美国家那样的大量人员死亡，同时积极推进疫苗接种，为下一阶段调整做好准备。这个阶段疫情不时反复，对政府的决心和国民的耐心考验最大，但是，也是转向与病毒共存不得不经历的过程。
这里不得不提的一点是新加坡在疫苗接种问题上的坚决立场。新冠疫苗研发成功之后，新加坡是最早积极开展全民疫苗接种的国家。2020年8月，辉瑞疫苗获得美国FDA批准；2020的12月21日，第一批辉瑞疫苗抵达新加坡；12月30日，首批医疗工作者获得疫苗接种；2021年1月8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带头示范接种疫苗；2021年2月中旬，莫德纳疫苗抵达新加坡；2月22日起向所有70岁以上的老人开放接种疫苗；到2021年9月，新加坡完全疫苗接种率超过85%，领先全球。这也为新加坡从清零转向与病毒共存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1年5月，新加坡开始考虑转向与病毒共存的防疫政策。6月24日，跨部门应对小组在新加坡《海峡时报》发表文章，标题就是“Living Normally，with Covid-19”，正式明确提出与病毒共存。
根据计划，新加坡设定了四阶段的路线图，以求最终实现成为一个能够弹性应对新冠病毒的国家（Covid-19 resilient Nation）。与病毒共存的路线图包括四阶段：准备阶段（Preparatory Stage）、第一过渡阶段（Transition Stage A）、第二过渡阶段（Tradition Stage B）和最终实现新冠病毒弹性国家。
开放崎岖路
作为岛国城市，新加坡没有足够大的腹地，因此必须保持国门开放，才能维持国民的生存。选择开放也是不得已之举。但是，与英美和欧洲等部分国家不同，新加坡并没有实行一次性开放，而是通过有控制的逐步开放，确保死亡率保持在极低水平。事实上，新加坡的新冠病死率是全球各国中最低的之一。即使目前受奥密克戎冲击，新加坡每天超过上万例病例，死亡率仍然控制在0.2%以下。
2021年5月，德尔塔变形病毒开始传染进入新加坡，导致受病毒感染人数快速增加。尽管如此，新加坡决定不再实行之前曾经采用过的熔断（封城）措施，而是通过收紧人群活动，限制聚集人数，来逐步控制疫情的规模，同时避免经济和社会活动完全中断。到7月，随着疫情稳定，新加坡又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人群活动，提升人口聚集限制。
按照计划，与病毒共存准备阶段从2021年8月10日到9月，实现80%人口完全接种。然后新加坡进入第一过渡阶段，新加坡决定，即使病例会上升，经济也将进一步开放，社会活动和旅行恢复正常。如果这一阶段顺利，则新加坡进入第二过渡阶段。
但是，这个转变过程并不是一次性就能实现。就在与病毒共存政策提出后不久，7月，Jurong Fishery Port出现社区传染，大量摊主感染新冠。7月20日，跨部门应对小组不得不再次决定收紧防疫措施，重新回到高度警惕状态，这意味着外出就餐被限制，聚集人数从五人减为一人，而新加坡的国庆游行也被迫推迟。
在这个过程中，新加坡防疫决策者也逐步意识到，疫苗并不像之前他们所期望的那样，能够完全制止病毒传染，与病毒共存政策下，一定程度的管制依然需要保留。
到8月底，新加坡就实现了80%以上人口完全接种。但是，随着德尔塔型新冠病毒的出现，新加坡也再一次出现感染人数快速上升的情况。记得我2021年8月底第一次到新加坡时，当时每天病例只有个位数，但9月我回北京时，新加坡每天感染病例上千，最高时冲到每天3000多例。
在这种形势下，政策是否能够坚持？从9月中旬开始，新加坡大胆采用了居家隔离和恢复的措施，以减轻医疗系统的资源压力：从9月15日起，新冠轻症患者只需居家独立隔离恢复。虽然政府为这个措施的推出已经做了准备，但是，居家隔离恢复的措施依然在当时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上升。
2020年，新加坡新冠疫情死亡人数只有29人，可到2021年12月，死亡人数上升到726人，其中大部分是在2021年10月和11月，受德尔塔型病毒攻击所致。到12月底，随着德尔塔高峰过去，新加坡每天新增病例数也回落到两三百例，民众也从心理上逐步接受了与病毒共存。即使下一波奥密克戎疫情再度来袭，新加坡上下依然能够坦然应对。
领导人角色
按照书里回溯新加坡早期的疫情应对内幕，在最早的关键时刻，李显龙并不在新加坡。
中国武汉出现疫情的消息和报道从2019年12月开始流传。新加坡早期对疫情的监测和应对，局限在政府的专职部门，主要由新加坡内政部领导的危机管理系统（Homefront Crisis Executive Group，HCEG）负责。
新加坡危机管理系统（The Homefront Crisis Management System，HCMS），隶属内政部（Ministry of Home Affair），在重大疫情期间计划和协调政府的整体工作，以便快速有效地做出应对。该系统（HCMS）由多部委特别委员会（Homefront Crisis Ministerial Committee, HCMC）领导，委员会成员由各部委领导代表担任，由内政部部长担任主席。下设危机执行小组（Homefront Crisis Executive Group，HCEG），由内政部常任秘书长领导，旨在确保成立一个全面综合的多机构系统，以预测危机风险并制定应急策略，从而预防、避免、处理任何时期的突发应急事件。该危机执行小组下设各部委危机管理小组（Crisis Management Groups，CMG），负责处理各类具体事务。参见《新加坡疫情应对体系梳理》）
新加坡与新冠疫情的对抗升级，可以从成立跨部门特别工作小组算起。
2020年1月21日，新加坡提高了防疫级别。据书里描述，时任卫生部长颜金勇（Gan Kim Yong）意识到，疫情危机无法避免，而且光靠卫生部无法应对，他决定要设立一个跨部门特别工作组（multi-ministry task force，MTF）来统筹政府的应对。
颜金勇联络了当时主管国家安全的资深部长张志贤（Teo Chee Hean），后者建议让国家发展部长黄循财（Lawrence Wong）加入并担任联合组长。张志贤部长把颜金勇的意见转达给了当时代替李显龙行政的副总理王瑞杰（Heng Swee Keat）。王瑞杰表示同意，并打电话给黄循财，黄循财表示同意。
2020年2月20日，新加坡应对新冠MTF成立。第二天，新加坡第一个新冠病例确认。2月27日，MTF召开第一次媒体发布会。从那时至今，新加坡的抗疫和防疫工作一直在MTF的领导下进行。
这些决定做出时，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并不在新加坡，当时他身在瑞士参加达沃斯论坛。于是，这一切并没有一位最高领导人“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新加坡的部长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忠于职责，应对形势，做出了应该做出的决定。
当然，总理李显龙依然是关键角色。新加坡既是一座城，也是一个国。作为总理，李显龙的角色具有特殊意义，这个角色如何在抗疫中发挥作用亦值得观察。
一方面，作为国民最终信心的来源，李显龙必须保证政府的应对措施能够获得国民的信赖和支持，这是抗疫能够胜利的基础。另一方面，李显龙并不在一线决策，而是放手让他的部长们发挥专业能力，从最科学的角度进行应对，而他最重要的作用是平衡经济、健康和社会各方面的考量。
比如，在2021年德尔塔传播导致疫情反复的关键时刻，李显龙亲自发表演讲，回答民众关心的问题，澄清民众的疑虑，坚定表示对与病毒共存政策的支持，对新加坡能够走向与病毒共存至关重要。
保持灵活性
新加坡的抗疫和防疫亦并非完美，对此李显龙和多位新加坡部长都在书里采访中给予承认。新冠爆发早期关于口罩的政策变化是李显龙承认的第一个失误。
新冠疫情早期，新加坡的卫生部门认为新冠病毒通过飞沫传播，并无证据表明空气传播，因此更强调洗手和避免接触，而并没有重视口罩，没有鼓励或强制民众戴口罩，仅提出“若有咳嗽或流鼻涕等呼吸道疾病症状，请务必戴口罩，其他情况则未作要求”。
但是，2月10日，新加坡四位医生公开联名发信，建议每个人出门时都应该佩戴口罩。这与当时新加坡官方的防疫政策并不一致。
可是，当时世界卫生组织也并没有重视口罩在预防新冠中的作用。一直到4月3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才宣布“政府不再不鼓励国民戴口罩”。到4月14日，新加坡开始强制要求出门必须佩戴口罩，而且违反规定可能被罚款。
李显龙事后解决新加坡最早的考虑，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世界卫生组织说戴口罩没用，而且可能带来副作用；二是当时新加坡没有充足的口罩供应。而当时还不知道受感染的人即使没有症状也可以传播病毒。
外来劳工爆发大规模传染是另一个对新加坡带来巨大威胁的事件，李显龙承认政府当时采取了预防措施，但预防措施被证明并不够。
疫情早期，新加坡将本地社区与外来劳工群体中的新冠病例人数分开统计。2020年3月1日，新加坡的本地社区新冠病例只有80例，但到6月1日，上升到1669例。而在外来劳工群体中，4月1日新冠病例只有31例，但到6月1日突破了3.3万例。
外来劳工的大规模新冠感染主要是居住环境拥挤和条件恶劣造成的。据BBC事后一篇报道，新加坡约有30多万外来劳工，主要来自印度、孟加拉国等国，从事建筑和制造业，他们工资较低，每间宿舍可能有多达20个人共同居住。
随着疫情大规模爆发，这些外来劳工的真实生存情况也被媒体曝光，引起了社会关注。新加坡政府不得不对外来劳工宿舍进行封锁，通过检测、隔离和治疗来解决外来劳工的疫情。新加坡政府还承诺要进一步改善外来劳工的条件。（参见BBC《新加坡新冠疫情暴露出的不平等现象》。）
面对现实承认失误，这也体现出了新加坡政府务实的一面，也正是这种务实的态度，让抗疫和防疫措施不断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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